（向十九大献礼）让“去产能”更加科学化——“经济-环境产能”的机理与应用
张发旺 王恒恒 栾松
（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化解过剩产能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坚持地方主责、企业主体，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有效推动去产能。注重运用法治化、市场化手段，支持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并妥善做好职工转岗等工作。多措并举，确保完成2017年化解过剩粗钢产能4500万吨左右、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的硬目标。
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供给和需求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为新兴产能和居民需求较大产能发展提供空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钢铁、煤炭等部分主要工业产品产能接近或者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大多数传统制造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部分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占据着大量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类社会资源，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扭曲，社会资源整体利用效率降低。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早在2006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曾经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体制机制不完善、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等，是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
2009 年9 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有的甚至还在加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2010年) ，要求通过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力主改变产能过剩问题的决心是坚定的。
中央政府连续四年在中央经济会议中提到产能过剩，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提出化解过剩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去产能为五大任务之首，中央政府层面对此高度重视，去产能决心也彰显无疑。
产能大于需求并不一定意味着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一个关键判断标准是，当前的产能利用率是否低于历史正常水平。以美国为例，近几十年的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为81%，在次贷危机这样的萧条期，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甚至低于70%，这就反映了产能严重过剩。
对于行业来说，使用产能利用率判断产能过剩更得谨慎。对一些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80%就属于过剩，而对另一些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0%才可能呈现过剩状态。一方面，行业产能利用率与生产设备使用状况有关，以水泥为例，由于生产机器一年使用305天左右，产能利用率70%－80%是合理水平。另一方面，产能利用率高低也与行业集中度有关。当行业集中度越高，行业内的企业越有能力调控价格，产能利用率的下滑对企业盈利的负面冲击就不那么明显。
在中国，度量产能利用状况不太容易，还没有建立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统一的科学评价标准。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正是因为当前我国并没有一个准确判断产能过剩的标准，所以不少研究者对产能过剩的提法提出质疑。有学者提出了合理的产能过剩概念，但什么是合理的产能过剩标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有学者提出，行业产能过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相对下滑；二是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亏损企业增加；三是行业供给超过了行业需求。也有人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所谓的三个标准与产能过剩有关系，但绝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国钢铁协会副秘书长戚向东对判定行业严重过剩给出了六项指标：一是产品库存持续急剧上升，销售呈现停滞状态；二是产销率大幅下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三是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长期处于成本线以下；四是行业出现大面积的企业亏损，企业被迫举债经营；五是一批企业相继倒闭或破产；六是进口严重受阻，出口不计成本，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他认为，如果以上六项指标在相对较长时间同时存在，就说明产品已经出现严重过剩。与前一种判断所不同的是，戚向东所指的是严重过剩时的状况，因此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
不同经济成本下，可供开采的资源量不同，即产能不同。以2013年不同成本下的煤炭可供储量为例，成本在150元/吨以下、300元/吨以下、400元/吨以下的可供储量分别为1440亿吨、3460亿吨、4170亿吨,分别占33%、80%、97%，低成本煤炭资源仅占三分之一。
由此可得出我国煤炭资源可供成本跟产能之间的关系：
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衡。在省区层面，根据对煤炭可供储量最大的12个省区的统计，低成本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新疆、内蒙古、宁夏、陕西等省区，而高成本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的山东、河南、河北、贵州等省份。从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成本400元/吨以下的可供储量132亿吨，成本在300元/吨以下、150元/吨以下的煤炭资源贫乏；中部地区成本在300元/吨以下、400元/吨以下的可供储量分别为840亿吨、1240亿吨，成本在150元/吨以下的煤炭资源贫乏；西部地区成本在150元/吨、300元/吨的可供储量分別力1300亿吨、2690亿吨，与中东部相比，具明显成本优势。
图3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煤炭资源可供成本―可供储量
在产能过剩、产品价格相对下滑的情况下，煤炭企立遭遇成本困境，为了优化产能，要考虑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四、环境产能
去产能，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即价格成本，亦要考虑环境因素，在生态环境的约束下，煤炭产能呈现出跟经济成本约束下的同样趋势。
对于中国不同地区，环境承载力、环境容量具有不同的表现，尤其在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其环境约束下的产能较东部地区略低。
根据环境约束与产能的关系，可以更科学的去产能，对于一些环境脆弱、开采影响大的区域，同等环境约束下的产能极低，应建议禁止生产；对于一些环境容量高、开采影响小的区域，同等环境约束下的产能较高，在不考虑其他经济因素的前提下建议鼓励开采。
同时王筠（2014）指出对于环境污染水平而言，产能过剩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且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具有间接性影响，需要通过相关中介传导，如企业效益、原材料价格等。
王筠的环境污染与产能过剩关系的研究，亦可以证明环境产能理论的合理性。
五、经济-环境-产能的涵义
对煤炭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成本进行估算，即将环境约束转化成货币化的环境成本，跟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做加权和，得到煤炭生产的综合成本。这样就能考虑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对产能的综合影响，为去产能提供科学的依据。
Zi=α∙Xi+β∙Yi
其中：
Zi为i区域的总成本；
Xi为i区域环境成本；
Yi为i区域生产成本；
α、β分别为环境成本系数、生产成本系数，α、β≥ 1。
通常情况下，提高环境污染水平指标能对产能过剩起到抑制作用。环境污染指标这一门槛将有效抑制部分厂商进行多污染多排放产品的生产及工程的投资，总体上对企业的技术要求更高，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将下降。企业为了能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获得政府的批准，必须优化生产设备，创新生产技术，提高管理水平，进而提高设备利用率，则产能利用率将不断的提高，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煤炭环境成本核算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从不同的研究侧面提出环境成本评价模型，其计量模型千差万别，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环境成本核算标准。
根据2013年新疆环科院新疆煤炭开采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中《新疆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报告》，计算出了新疆准东地区生态损失与补偿的金额。矿区对当地生态破坏的生态服务损失是28.198元/t，环境污染补偿费13.529元/t，生态恢复费用19.15元/t，社会经济发展机会丧失补偿费0.13元/t，水资源补偿费0.67元/t，合计为61.407元/t。根据河南省鹤煤集团环境成本支出情况得知2013年的环境支出21.549元/t。另外，根据《我国煤炭资源2020-2030年保障程度论证报告》中，对于煤炭开采成本的估算，新疆地区为109-157元/t；河南地区为300-432元/t。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煤炭生产成本较低，但环境成本较高。然而，对于上述环境成本的计算，考虑的环境补偿方面不全面，并且没有考虑煤炭开采间接引起的环境成本，如煤炭开采破坏植被后引起动物资源的减少。也没有考虑环境阈值问题，在环境承载力下的环境成本与产能呈现近似线性关系，但超过环境承载力，环境成本将呈现等比级数增长。
针对目前环境成本核算体系的不完善，亟待多行业专家研究，丰富经济-环境产能研究领域，为去产能提供科学支撑。
六、结语
去产能，目前行政化过于严重，各省为达到国家下达的去产能指标，强制性、行政化关停一部分煤矿。对于一些历史悠久、结构庞大的老矿区，工人数量大，生产技术落后，开采引起的环境污染大，而且生产成本高，但为了养活庞大数量的工人，维护社会稳定，导致老矿区不能不开采、关不起的现象出现。而对于一些新兴的、生产清洁煤的矿区，开采对环境影响较小，生产成本低，但处于起步阶段，单位规模较小，目前缺乏跟系统庞大的老矿区竞争实力，政府部门考虑社会稳定，不得不关停此类矿山，牺牲眼前少数人的利益，换取多数人目前的稳定。
去产能究竟要“去”哪里，不能只是下指标，要经过科学的计算，科学化去产能，对于生产成本低、环境影响小的矿区，鼓励开采，并转移老矿区工人去新型矿区，关停结构庞大的老矿区,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产能，这样既能去产能，又能保护环境，还能保持社会稳定，一举三得。
加快法制化、市场化、科学化去产能步伐，形成经济-环境-社会稳定一体化发展模式。
